bet36体育在线的函数至于书中存在的其他问题,丁俊在《译后记》中举出了几点,此处不再赘述。另外,笔者发现书中部分内容经不起严密的推敲,比如讲到杨国忠官袍被泥滓溅到,作者便想当然地认为“这样的事情即使当时真有发生,也不可能被当场记录下来,一定是事后联想到它那不祥的意义,才被‘回忆’起来的”(45页,p.25)这种未经考证而发的议论,多少体现了西方叙事模式对作者的影响。这部分内容是论证作者认为的不祥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,但选取的史料并不能准确反应作者的观点。这段史料出自《旧唐书·玄宗本纪下》,而“《旧唐书》本纪从高祖到文宗这部分是根据实录撰写或直接抄自国史,而国史本纪也摘自实录”(黄永年:《唐史史料学》,中华书局,2015年,第9页)。对于实录或国史的史源,岳纯之提出了四种可能——“诸司报送、起居注、时政记提供以及史官自行采集和馆外人员提供”(《论唐代史馆的人员设置和史料来源》,《烟台师范学院学报》,2003年第3期),至于杨国忠一事具体是哪一种还有待考察,可见作者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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